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审视这种增长，还存在许多问题。本文从人口素质、自然资源利用及环境问题三方面提出了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构想。
关键词：可持续 发展 战略 构想
0 引言
“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应与资源保护相结合，强调人类利用生物圈的管理，目的是使生物圈既能满足当代人的最大利益，又不对后代人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这一理论最早出现于1980年联合国规划署（UNEP）委托世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LUCN）起草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战略》的文件中。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提高，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探讨越来越深入和具体，“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已从一开始注重生物方面，扩展到注重包括环境、经济、社会等各个相关因素，并使之相互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应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整体的可持续性发展。衡量可持续发展主要有经济、环境和社会三方面的指标，缺一不可。”在过去的20年间，中国经济经历了空前的城市化和令人瞩目的工业化过程，其经济增长率已经稳定在8％-9％，确立了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形象，但是，按照“生态—经济—社会的指标”进行衡量，我们的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经济发展，更不一定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资料显示，如果从GDP中扣除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中国经济增长率将大大降低，甚至可能是零增长。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从宏观上看有人口及其素质问题、自然资源的利用问题以及环境问题。
追求可持续发展目标而不是单纯的经济速度的快速增长，是中国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为达到此目标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人口、资源与环境战略。
1 人口战略
基于目前中国人口众多而整体素质较低的现状，制定人口战略时应注重从适当控制人口数量与提高人口素质两方面入手。
首先，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速度。2000年已经把人口控制在13亿之内；2010年争取控制在14亿之内；2030年争取实现零增长；21世纪最大规模不超过16亿。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要侧重宏观人口数量的调控，并同时运用行政与经济政策手段，避免采用一刀切政策，针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采用不同的政策措施。
同时，要加大力度，提高人口素质，包括文化素质与身体素质。其重要政策手段就是实行科教兴国。普及全民教育，特别是对落后地区和农村人口，延长年轻人受教育时间，加强对妇女的教育，提高全民的社会意识和知识水平，既可使其自觉遵守计划生育政策又可增强就业能力。加大智力投资，加快技术进步，这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人是知识技术的主要载体，技术进步的源泉之一就是对劳动者的教育。舒尔茨提出：美国经济增长可能归因于教育的发展，教育大大提高了劳动的质量。由教育所得的报酬至少与非人力资本所得的报酬一样高，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在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质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体育事业，提高人口身体素质，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减轻家庭负担，解决老人晚年的后顾之忧，转变“养儿防老”的旧观念。
2 资源战略
进一步完善资源核算体系，全面客观衡量各种资源的储备情况及未来潜力；促进资源有偿使用机制的建立，资源有偿使用的前提是进一步理顺资源产权关系；合理界定资源的所有权关系，确定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从根本上抑制我国资源日趋衰竭的趋势；制定合理的资源价格，修正以往的资源无价、原料低价、产品高价政策，改变人们的消费需求和对资源的浪费。
逐步建立资源利用的市场体系，加快扩大土地、矿产、海洋等资源的有偿使用范围，初步理顺资源利用的租税费关系，进一步规范市场行为。资源管理应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除法律规定可以实行划拨方式外，其它资源的利用应采取出让、租赁等有偿使用方式提供；经营性资源使用应采用招标、拍卖方式提供；协议出让、租赁国有资源，要在协议前评估，协议价格集体决策，协议结果向社会公开。原划拨资源使用权流转和改变用途，如不再符合划拨供地范围，必须有偿使用。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抓紧研究制定集体建设用地及资源的有偿使用和流转管理办法；积极推进资源有形市场建设，完善交易规则，加强市场监管和规范。同时严格矿业权市场管理，依法有偿出让探矿权、采矿权，规范流转行为；积极开展探矿权和国家出资形成采矿权招标、拍卖的试点和推广工作；建立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新机制，大力培育矿业资本市场。
目前我国已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正抓紧完善土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价格和矿业权价款评估及处置管理，健全资源性资产的收入分配机制。同时加强地价管理，大力开展城市基准地价、标定地价的更新与平衡。进一步理清产权关系，加强土地、矿产等资源性资产的运营监管。
3 环境战略
首先，政府应该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和技术的手段保护环境与治理环境污染。并比较各种手段的特点、成本和收益，对不同的情况使用不同的管制标准。尤其要加大经济手段的运用，将保护环境与治理污染与经济主体自身利益相结合，发挥经济手段对经济主体的激励作用。在不突破自然环境承载力的前提下，实现环境资源的最有效配置，实现总产值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最大化。同时，政府也应积极推动体制创新和技术革新，全方位综合整治环境污染。
其次，在进行国民经济核算时充分考虑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改变现有GDP核算体系，变现存GDP为“绿色GDP”。目前，我国在对GDP进行核算时并未将经济增长的环境影响考虑在内，从客观上导致环境污染这类具有负外部性的行为得以存在与蔓延，对环境质量的改善形成巨大压力。今后，应逐渐改变这种现状，将生产、消费行为对环境的影响纳入GDP的核算中，如果是环境污染，其所造成的损失则要从GDP总量中扣除，从而纠正现存GDP核算方式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误导，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国外的一些著名学者也曾提出国民收入核算的新指标，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曾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即以是否改善了社会福利为出发点对现存GDP进行调整，其中包括对环境负外部性所造成损失的扣除。目前我国这方面的工作也正在进行，但还要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具体运作中需要克服技术上的难题，如定性指标难以量化与数据来源问题等。
建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改变现存GDP核算体系可以改变经济主体的环保意识，引导生产与消费行为，切实将环境保护、生态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并将其内化到经济主体自觉的行动中，而且思想观念的改变本身就是极大的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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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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